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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在1930年美国、英国、西欧等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西欧国家也类似。在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非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各国大大提高贸易关税壁垒,连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抢先把自己的经济国门关起来。1913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关税基本是零,德国的关税平均为13%,法国的约为20%。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进口关税上升到50%,德国、希腊、瑞士、奥地利等国的关税都升到75%~80%,法国的关税升到97%,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限制或干脆禁止许多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从1914年一战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31年间,是过去200年中世界贸易格局最黑暗的时期。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金莎澳门赌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这里,我们把所有保证在未来某个时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称为“证券”,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帮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未来消费),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尽量平均。这些靠未来收入支付的贷款在一定意义上可看成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当没有住房贷款、教育贷款时,居民们就无法合理地配置其一生中的消费安排,可能在40岁之前无法消费、必须存钱,而到快要退休时可消费的钱又相对过多。因此,如果没有这些针对居民的金融证券,不仅不利于释放整个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也无益于居民一生中的总体福利。

金莎澳门赌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保护债务方,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比如,1914年一战一开始,当时的北洋政府即停止支付晚清、民国发行的外债(包括铁路债券)。一战期间,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并中止支付拖欠德国的所有债务。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国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1936~1938年间,国民政府要求调整早年在西方发行的铁路债券,要求降低利率。按照债券发行时的利率计算,图1–2给出中国历年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利率基本都在5%,这种利率在今天看应该不算高,因为这些债券毕竟有很高的国家政治风险、被拖欠的风险。但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就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债券外),不再支付所承诺的利息与债务。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承销发行的中国北方铁路债券,总金额为230万英镑,年利率为5%,但这只债券最后于1942年2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从此,所有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发行的外债都在1914~1942年间被一笔勾销。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例说,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金莎澳门赌此话怎讲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些东西中国是不是可以借鉴?

在多年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Ranis发现,有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太丰富时,那个国家的经济反而可能理不顺,因为那里的人们反而不会有动力去做制度和金融上的创新。没有制度与金融创新,其经济的内在动力就无法被调动起来。因此,财富不是由天赋的“地大物博”所决定(“地大物博”当然好),而更重要的财富是源自于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住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值得深思。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其中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在1902年12月,当时英国和德国为讨债向委内瑞拉联合发动军事进攻,英德海军封锁了委内瑞拉的5个主要港口,打沉了3艘战舰并轰炸其港口设施。之后,委内瑞拉被迫同意由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债务纠纷作仲裁。结果,海牙法院的裁定是:不仅英德有权以武力讨债,而且在所有债权国家中谁愿意动武讨债,谁就享受优先债权。也就是说,谁动武,谁就应该先得到偿还。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论述,中国过去150多年的风风雨雨也足以说明这一道理。就这一点,中国的财富大师王永庆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政府代替居民做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而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消费、只愿储蓄存钱,那么如果政府也不通过发债来代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从哪里来呢?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就无法增长,财富就无法增长。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账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也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有了这么发达的住房贷款市场,美国居民当然用不着为买房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到2002年人均储蓄率不到4%,见图2–3),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6%来支付房贷利息。在没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自然高,难怪美国的内需过剩、可以吸收那么多国家的出口。

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在1930年美国、英国、西欧等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西欧国家也类似。在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非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各国大大提高贸易关税壁垒,连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抢先把自己的经济国门关起来。1913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关税基本是零,德国的关税平均为13%,法国的约为20%。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进口关税上升到50%,德国、希腊、瑞士、奥地利等国的关税都升到75%~80%,法国的关税升到97%,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限制或干脆禁止许多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从1914年一战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31年间,是过去200年中世界贸易格局最黑暗的时期。金莎澳门赌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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