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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这位世界市场的警察,肩负着打假的重任。制假是扰乱竞争的根源,制假者利用模仿获得好处,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同时,他们还夺走了后者的工作,造假给亚洲、特别是中国带来了收益,却会使欧洲丢掉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仿冒也可能是很危险的,仿冒品不都与正宗货一样可靠,例如飞机零件、酒精或某些药品便是例证。作为WTO的成员,中国已正式声明将遵守该组织的规则,在全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连一些中国自己的著名品牌,如海尔、联想等,也开始被盗用了。有关当局曾坚定地宣布要打假,并不时采取一些打击行动(特别是对音像制品、软件等),但不过是给人制造错觉而已。它们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形式的“假货”。在中央帝国,仿冒品实际上仍然很有前途。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黄祸”威胁的人放心。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可一旦涡流过后,它的起飞将使大家都从中获益。看起来,一切都将好得不能再好,难道不是吗?可是,著名的理论权威、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疑问。数十年来,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在讲授和维护比较优势理论,但他最近却在权威刊物《经济展望评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置疑:中国是否会导致这一理论产生动摇?人们开始替公爵夫人进行辩护了,大家不再盲从于教科书上的结论。实际上,以下的三个要素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及其后果,我们需要反躬自问,在面对21世纪伊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突然崛起的现实时,过去的历史以及苍白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解释?这个梦、文学家笔下的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来说,其实有点噩梦的滋味。人们不由得担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农场和试验室,全球所有的工业、农业和科研都要集中到中国。通过这部小说,人们更是发现,中国还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养老院。它拥有同样的王牌,可以出演这一仁爱的角色,那还是凭借它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些人随时准备为很少一点报酬而工作,可以向富国的老人提供廉价的个人服务。在这一领域,中国同样具有可怕的竞争优势。在某些地理上比较接近法国的贫穷国家,例如马格里布地区,人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中国进入这一领域的话,那就像工业和研究领域一样,其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当多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曾经预言,服务业是发达国家里不会被转移出去的就业领域,他们的看法将很快被事实所否定。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就业机会可能还没有转移出去,但他们的顾客却要流失了!澳门金莎娱乐场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不过,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的速度提高。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比如货币倾销,即汇率定得过低;又如社会倾销,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金融倾销,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还有低价倾销,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但是,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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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宣示着本世纪初、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如今,巨龙已经觉醒,高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布伯里,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现在,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并且早已开始。事实上,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巴黎东站,感人的告别场面:祖父母们就要登上火车了——“永生快车”。他们曾梦想过这趟列车,有时也带有一丝恐惧。今天,列车就在那里,在他们的面前,整装待发。与其他同代的“年青人”一起,这些勇敢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将乘车奔向新的目的地。站台上,在就要分别的孩子们与新的生活伙伴之间,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专为他们设计的豪华小村庄正在静候着他们的到来。那里是克里福德庄园(Cliford Estates),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村庄。他们从自己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的信息卡上得知,自己将永远拥有专门的花园、司机、外语教师、体育教师、理发师、厨师、护士和医生。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要钱,那里简直就是天堂。业内人士曾强烈劝阻美国这么发展下去。但是,为了表示它对穷国的好意,继续充当自由贸易政策的领袖,推动交易的自由化,华盛顿还是决定从一些产品开始逐步取消这些著名的配额制度。从2002年1月1日起,来自外国的胸罩和内衣可以自由进入沃尔玛、Gap和美国的其他零售商店的货架,限额被取消了。其后果是,仅工装布的进口量在3年内就至少增加了10倍。连锁店里面“中国制造”的货物的比例,从2001年的10%猛增到了2004年的72%。对美国纺织业来说,冲击是毫无疑问的,2000年,美国纺织业的从业人员有100万,到2004年只勉强剩下70万了。主要行业组织——全美纺织行业理事会——预言,从2005年1月1日起,在最后的障碍被取消后,今后几年内还将有60万从业人员从该行业中消失。也就是说,2000年是100万,10年后将只剩下1/10。法国纺织业的雇主和他们的雇员们听到这里,脊背想必一阵发凉!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

与传统案例相比,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中国将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创新能够和摧毁一样快吗?为了补充那些被“中央吸血鬼”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服务和职业吗?从目前来看,涡流估计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2004年秋,爱丽舍宫,中国的企业家李东生(他的英文名字正好也叫“汤姆逊”)来了,就像东方的夏日骄阳一般照亮了皇家公园。这位46岁的TCL公司老板受到热烈欢迎,被来自法国企业40强的领导人团团围住。由于他推动了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电视机领域合作,与阿尔卡特公司在电话领域结盟,促进了中法之间的交流,这位中国电子业巨头受到了雅克·希拉克总统的特别青睐,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李总裁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简直够得上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其他年青人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去农村插队两年,但后来成功自救,重新完成了学业。在广东工学院拿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时,他刚好24岁。这位年轻人对北京吹来的新风十分敏感,198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一家磁带盒公司。当时,广东惠州一家企业的老板借给他600美元,使他得以起步。从磁带盒起家,他转向了电话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市场上,他以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两倍的价格销售大屏幕电视机。随后,他又投身于移动电话。是命运之神帮助他打开了这扇荆棘丛生的市场之门:他第一个在手机外壳上镶嵌珠宝,立即大获成功!2004年4月,上海一家法院指控法国企业、拉科斯特制衣公司“非法抄袭”了其新加坡竞争对手——鳄鱼国际制衣公司——的产品。“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法国企业竭力抗辩,以图捍卫自己的权益。菲利普·拉科斯特辩称,自己的翻领运动衫上的鳄鱼商标是其祖父在1933年首次使用的,他当然要随时加以保护。这种翻领运动衫从1980年起在中国正式注册,法国人的制衣集团对当地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信心。人们怎么能相信,这家工厂会去剽窃一个1947年才成立的工厂的商标呢,又怎么可能侵犯到一个在1993年才注册的鳄鱼标志呢?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

然而,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还是不够。工业化使他们对石油日益感到饥渴,把他们带到世界原油市场上。假如说,每个中国人今天消费的石油和美国人一样多,那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吸血蝙蝠:它将每天需要8,500万桶石油,超过目前全世界的石油总产量。当然中国目前毕竟不是美国,它每天的实际消费量是700万桶。不过,它所消耗的黑金中已经有1/3来自进口。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看法,至203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5%。对能源市场如此严重的依赖使中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对世界市场也是如此。中国遇到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是石油的大买主,其购买石油的历史远长于中国,同时又是一个超级强国,这就是美国。将来,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将是激烈的——在未来几年中,两者的外交,以及它们的军事战略都将带有浓浓的石油味儿。离开农村的农民、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劳动力后备军”。有几亿人在待命,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但是在中国,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资本家们早已懂得,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澳门金莎娱乐场这一小批企业的口号十分明确:走向世界。那同时也是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寄语,盼望将它们打造成世界级玩家,有能力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顶尖企业分庭抗礼。这些企业都具备中国特有的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这也许还不够。中国领导人准备给这些企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一切必要的自由。他们如果需要资金,国有银行就在那儿呢。还不够?那就允许他们上市,到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都成!如有必要,还可以到香港、纽约或东京公开发行。2003年,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在华尔街上市,这绝非偶然。秉持这一战略,北京对2008奥运会也寄予厚望。当年,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得一些日本企业为世人所熟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亦使几家韩国企业声名远播。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几个大品牌非常有用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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